黑哨陆俊被逮捕，继而被移送起诉，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、恶有恶报之说。

　　作为当年曾被陆俊官司弄到身心疲惫的《羊城体育》报主编，面对众多贺词，已无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的激动，眼前写满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“冤”字。

　　错斩窦娥，六月飞霜，但陆俊在当年的“名誉权”官司中仗势欺人，让《羊城体育》蒙受不白之冤达十二年之久！十二年前，陆俊执法广州松日与大连万达队的比赛，赛后被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爆出其收受了贿赂，本报记者只是如实报道，却因利彪变节矢口否认，就遭到了以陆俊为首，邪恶势力为后盾的围堵追杀，最终被北京海淀区法院“罚”了近10万元，兼两番登报声明道歉。遥想此案开审之日，竟是央视向全国作现场直播之时，真是此辱何极！贪赃枉法者名利双收，仗义执言者却作了牺牲，此中不平，真是“字字血，声声泪”也！

　　关键是与陆俊博弈的全过程，凸现了陆俊当年之“胜利”，其实是“黑”势力之“胜利”，陆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而是一个团队在对付我们，《羊城体育》在这强大的势力面前何等势单力薄，最终便免不了哑巴吃黄连之冤。

　　新闻报道的职责是如实报道，所以，尽管《羊城体育》的这篇报道不够细致和全面，同处漩涡中的大连万达俱乐部也曾起诉索赔1000万元，但通过双方的沟通，并在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直接关注下，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爽快地接受了本报的道歉，撤销了起诉。

　　我们与陆俊的沟通更多，陆俊之所以油盐不进，直欲置《羊城体育》于死地，实乃身不由己。其间，当时的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、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都曾先后劝其“见好就收”，陆俊一度犹豫后坚挺，盖因其时中国足球的大形势，正是新闻界对渝沈假球群起而攻之，中国足协保守势力对新闻界恨之入骨之时。《羊城体育》的失误，对他们来说无疑就是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，陆俊成了他们妄图“杀鸡儆猴”的急先锋乃是理所当然。正如同行金汕所言：“《羊城晚报》那起官司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而上一届体育总局就是袒护这类事情的。”诸君可知，国家体委当时某次党组会议，时为一把手的某君也强硬指示此事不能轻易收场：“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。”所谓的“水落石出”，换言之就是要陆俊胜诉官司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想过还事实以真相，一直没有找消息来源者利彪作调查就是铁的证据。在陆俊胜诉之后，为了巩固“胜利”的成果，中国足协裁委会将所有能彰显陆俊的重要任务都给了他，将所有能给的光环与头衔也都给了他，“金哨”正是邪恶势力给他的最高奖赏。《羊城体育》不仅成就了陆俊“金哨”，也成了中国足球“黑”势力更加有恃无恐的垫脚石，2001年有个“声势浩大”的打假扫黑运动，只抓了个自首的龚建平就“大功告成”乃是其必然的结果。

　　透过《羊城体育》的官司，我们还可检讨司法的公正。陆俊最早是在原广州市东山区法院起诉我们的，东山区法院以其理由不充分不予受理。之后陆俊转而投向北京海淀区法院，在海淀区法院两番审理的全过程中，他们自始至终置重大关联人利彪于不顾，尽管本报提供了利彪赛后发布陆俊受贿消息时，有上海《新民晚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和《珠江体育报》三位记者的见证词，但海淀区法院裁定此证据无效。更难理解的是，本报律师还被告知，说我们即使掌握了利彪当时的录音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，唯一有效的只有录像视频！如此高的要求，超出了媒体所能，其判决的结果自然就是《羊城体育》不得不蒙冤受屈，媒体监督于中国足坛触礁搁浅了。有感于法院判罚尺度的天渊之别，我曾在《你以为你是谁——致陆俊的公开信》中写道：“你的所谓‘名誉权’案，经两个‘主场’和一个‘客场’的较量，你以2比1胜出。”慨叹的就是打官司竟也有主、客场之分！

　　此时此刻，对“蒙冤昭雪”，我不抱奢望，冤可能还要延续。盖因陆俊虽然倒了，但他的坦白不一定包括12年前那一场比赛。进一步说，即使他坦白交代了，有关部门出于保护联赛和俱乐部利益的关系，也很有可能不便让这段历史公之于众——不能一竹竿打倒一船人，中国足球不可能推倒重来哟！

　　好在有刘少奇的一句话——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！”

　　(范柏祥 原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，《羊城体育》报主编，中国足协新闻委员会常委)